降低运输成本的红利

程冠军：据了解，我们国家的物流成本是全球最高的，这实际上是一种资源的巨大浪费。如何降低物流成本，把浪费变为红利?

黄奇帆：中国货物运输总量占GDP的比重是15%。美国、欧洲都在7%,日本只有百分之五点几。我国占15%,比其他国家额外多了几万亿元的运输成本。中国交通运输的物流成本高，除了基础设施很大一部分是新建投资、折旧成本较高以外，相当大的部分是管理体制造成的。我们的管理、软件、系统协调性、无缝对接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造成了各种物流成本过高。

举个例子，2018年我国铁路运营里程已达13.1万公里。建这些铁路花掉近10万亿元的资金，却只运输了中国全部货物的6%。其余的94%,汽车大体上运了84%～85%,飞机、轮船、管道运输也运一些。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况?因为把货物转到火车上很麻烦，大家就把东西装上汽车，上千公里开出去，算一笔账，汽车运输成本是火车的3倍。过去几十年各地开发区公共设施“七 通一平”中，很少铁路通。事实上，只要一个企业有几十亿元产值，火车就要开到厂里去。现在几百亿元产值的企业货物运输，全靠卡车拉，这些都是不经济的。美国的铁路是100多年前建的，而美国现在的货物运输有20%是通过铁路，这就是资源优化配置， 就是物流成本的集约节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浪费很多。建议各个地方、各个行业都把这方面问题梳理一下、衔接一下，就可以起到有效降低成本的作用。哪怕降不到7%的GDP占比，能够在现有基础上下降3%～4%的占比，就省了3万亿～4万亿元。

有效配置城乡土地资源的红利

程冠军：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稳慎改革农村宅基地制度，并提出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 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您认为，应如何有效配置城乡土地资源?

黄奇帆：由于城市用地的集约性， 一个农民在农村拥有宅基地等建设性用地平均为250平方米，在城里的建设性用地平均为100平方米。全世界城市化过程中，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城乡的变迁，人口集聚到城里，农村的宅基地等建设 性用地会大幅度减少，就使得农村耕地数量相对增加，所以没有出现耕地短缺的问题。但我们的农民是两头占地，农民到城里来，他在农村的宅基地还是留着的，宏观上城乡资源没有流动、没有配置。这就不仅造成耕地短缺，也导致了住宅用地少，土地供应成本高，整个城市的房价也就会高。

这里有一个城乡建设性用地指标增减挂钩总体平衡的问题。 如果1亩宅基地产生20万元，1亿户家庭大概有7000多万亩宅基地，如果有一半实现了城乡之间增减挂钩的转换，就是3500万亩。按1亩地20万元算，就是7万亿元，这就是农民的原始资本。在这个过程中，要守住国家法律规定的三条红线：第一，不能把集体所有权变成私有权;第二，守住耕地红线，把宅基地变 成耕地，把耕地变成城市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形成平衡;第三， 维护农民的利益，这个过程使农民因宅基地这个指标转换增加十几万元、20万元的收入。“三个有利”形成有效周转，这也属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红利

程冠军：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明显降低企 业社保缴费负担。当前，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减轻企业负担，国务院决定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和实施企业缓缴住房公积金政策。我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亟须改革，请您谈谈应如何推进这项改革。

黄奇帆： 公积金是社会公共福利系统的阶段性产物，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国家环境。该制度是上海向新加坡学来的。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房地产还没有市场化，当时上海人住房人均只有7平方米，全部靠政府和企业来造房子不可行。于是上海就学习新加坡住房公积金经验，相当于职工们搞了互助金。这个互助金，个人缴费6%,单位缴6%,资金集在一起，为买房的人提供低息贷款。这在当时还没有银行按揭的时候有其积极意义。但自1995年起，商业银行开始提供房地产按揭贷款。人们付完首付后，剩下的百分之七八十是商业银行按揭贷款。而当商品房市场循环已经形成的时候，公积金最初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到2018 年底，中国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25.75万亿元，而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4.98万亿元，在整个贷款余额中占不到20%。其为人们购房提供低息贷款的功能完全可以交由商业银行或成立专门的住房银行来解决。

我国企事业单位现行五险一金综合费率达55%,已是世 界之最。其中公积金为12%(养老保险为28%,医疗保险为 12%,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各种小险种加起来约3%),一年 1万多亿元，目前已经累计达到14.6万亿元的规模。目前的公积金体系运行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覆盖面不广，缺乏公平性。公积金政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试水，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只覆盖了1/3的城镇职工。二是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企业必须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法律刚性要求对广大尚未执行公积金政策的中小企业形成了隐性的合规成本。三是存在投资收益低、运营高消耗等问题，其本身的存在还挤占了其他更高效率的制度安排，如年金体系的操作空间。这需要我们找到更有效的路径，为个人、企业、国家建立新的替代式的“资金循环”。

建议改革公积金制度，代之以建立新的年金体系。 一是将现有已累积起来的14.6万亿元的公积金直接转化成企业年金，并拓宽企业年金投资资本市场的机制和通道，确保公民已缴存公积金的收益只增不减。二是对已经发生的公积金贷款，可以按照一定利率优惠政策转化为商业贷款，由商业银行或住房银行按照差别化利率原则继续执行。三是将企业原本为职工缴纳的6%公积金 转变为企业给职工缴纳的6%企业年金，而职工个人的6%年金 并不强制要求缴纳，职工可以自愿决定是否缴纳。四是加大税收 优惠力度，鼓励企业为职工建立企业年金制度，提高普惠性，从而为健全我国养老保障体系提供有力支撑。总之，经过这样的平滑转移，可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把百姓、企业所创造的财富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并让它为个人、企业、国家都创造更大的价值。

健全企业年金制度的红利

程冠军：您在讲座中多次提到，我国应借鉴美国经验，健全推广企业年金制度。企业年金制度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何利好?

黄奇帆： 一直以来，长期资本短缺、机构投资较少的问题制约着我国资本市场繁荣稳定，其根源在于一些基础性制度缺陷。从国际经验看，资本市场的长期资本应该以保险资金特别是养老保险资金为主。养老保险资金从体系上说有三类：第一类是政府收的养老金，第二类是商业性的养老保险或健康险，第三类就是企业年金。从占GDF 的比重来看，前面两类中美两国都差不多，在20%左右。但企业年金规模2018年中国仅有1.47万亿元人民币，占GDP的比重仅1.6%;而美国2018年的401(K)补充养老保险计划(类似于中国企业年金)下的资金规模大约有5.2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约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