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美国比拉丁美洲要富裕得多，今天仍是如日中天，但是拉丁美洲却被卡在一个无望的摆脱不了的陷阱里。为什么会有如此区别呢?

其实，当时中南美洲的条件比北美要好得多，北美连高级的印第安文明都没有，而中美和南美有辉煌的印加文明、阿兹特克文明，有玛雅文明。但什么导致了北美的强大呢?

今天人们都知道北美最早移民是“五月花号”船上的103名清教徒，其实五月花到达北美时，那里已经有一千多移民了，可是所有美国历史书都从五月花开始写起的。为什么历史学家这样偏爱这103人呢?

那是因为五月花上的人们的信仰，代表了美国精神的源头。这些清教徒上岸后，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就建立了北美最早的大学，并以最大捐赠者名字命名为哈佛。

清华大学著名学者秦晖也研究拉丁美洲和北美的区别，他认为美国之所以比南美优越，是因为有一个好的制度。我并不反对这种说法，但是我要强调，美国的制度八字还没一撇的时候，清教徒们一上岸就与伊比利亚人不同，他们只过了16年就建立了大学，160年后才建立了美国和美国宪法。你说文化重要还是制度重要?

今天以色列很强大。但它建国第二天就开始打仗，并且长期处于百倍的敌对人口包围之下。但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敢主动向它挑战。凭什么?

因为以色列是有大学的，在它还根本无法建国的时候，犹太智者就建立了希伯来大学，建校校长魏茨曼就是后来以色列的开国总统。希伯来大学历史比他们的国家还早25年。

再看看日本，为什么它会有今天?因为有福泽谕吉和他的教育理念。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这三个方面的顺序，应该先是心灵，再是政治体制，最后才是经济。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表面上看是捷径，但最后是走不通的。近代日本基本上按福泽的路走的，它成功了。

中国走了太多弯路

同一时期的中国，却反福泽而行之。先有洋务运动，再有戊戌变法，最后是辛亥革命，整个社会军阀混战的水生火热中，打倒一个皇帝，出现无数个土皇帝。

人们在绝望的时侯，才有梁启超发现日本人早就说出这条路走不通，梁启超才倡议新民运动，以文化和教育立国，这可以说成为中国的20世纪全新的开始。这个开端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蔡元培手下的北京大学变成了一所真正的大学。

可是，北大也没有按照蔡元培的理念发展多久。仅仅几年，整个国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新文化运动马上就变成了政治运动。

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变成了政治运动之后，于是出现了一种妥协，这就是黄埔军校。在没有大学的真空期，黄埔军校作为一个“准大学”，建立了民族主义信念，凝聚一个集体，形成一个组织，建立一种制度。蒋介石一生的权威，都来自于他是黄埔军校的校长。

抗日战争中在大后方组建的战时大学，以西南联大为代表，也包括当时的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这五大名牌大学共同培育了抗战中一代民族精英。这是一些真正的大学，即使处在穷山恶水间，在漏雨的平房里，在破庙里，在茶馆里，却毋庸置疑地构成世界上最一流的大学。

而且国民政府无论多么腐败，但在抗战八年间，它仍把仅次于军费的第二大财政开支放在教育上面，比政府的行政费用都高。在整个抗战时期，大学不仅没有萎缩，而且人数成倍增加，大批年轻人跑到大后方去上大学，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

所以，中国20世纪所有的骄傲，都因归结于北大、黄埔、以及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

然而，近代历史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就在于在平常时期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大学，没有完整人格的修养所，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培养工具，培养听话的螺丝钉的地方。

这种观念甚至延续至今，今天的大学所有的专业都要有用，连人都要有用。可是，真正的大学是没有用的，因为大学是培养人的，人不是要为人所用的工具，人本身就是目的。

真正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不在权威讲坛，不在那些嚣张的东西，而在每个灵魂的生命里，具体表现为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形成超越的对话与交流，建立学术氛围，一步一步蔓延，把越来越多的人包裹在其中，整个国家就有了希望。

正如朱学勤老师所说，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现有的教育现实，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阅读，完成自我教育与启蒙。学习世界古老的智慧，和现代文明的精神。

很难再有哪个时代能比肩轴心时代了，如果想攀登古代世界思想的最高峰，读轴心时代就够了。苏格拉底、耶稣、释迦牟尼、孔子......那个时代，世界各地群星闪耀，思想涌现。正是这些文明的导师们仰望星空、著书立说，奠定了此后几千年文明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

但是如果想了解近代以来中国人剖析自己、认识世界，思考中国如何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最高思想水准，则必须要回到民国思潮时代。

一个民族需要仰望星空的人，而民国时代就涌现过一群风骨绝尘的大先生。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珍贵有余。正是他们曾建立起一系列堪称世界一流的大学，曾为这个民族带来文明的希望。

我们今天遭遇过的所有问题，民国时代几乎都遇到过，而且都被那批最聪明的大脑，从思想的层面思考过、交锋过。更因为当下的中国，仍在这场百年思潮激荡的延长线上，今天还没有遇到，但未来很可能会发生的问题，民国时代也都预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