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先生说：“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地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知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

从这个层面来说，现代发达国家都自有其强盛的学术中心。比如，英国有牛津和剑桥大学，法国有巴黎大学，德国有柏林大学，美国有哈佛大学，日本有应庆义塾……

这些大学不单为国家培养尖端人才，更重要的是承载了思想发繁的重任，并因此惠及整个社会。在朱学勤老师看来，这才是一个真正大学应该具备的素质。

真正的大学是什么

真正的大学是什么呢?我要讲远一点。

孔子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建立了一个学校，通过它普及了一种理论，世世代代传下来。今天，西方人之所以强大——他们后来超过其他所有的文明古国，尤其在全球化时代，一种强大的力量逼迫着其他文明去改变自己，去迎合它，这种力量从哪里来的?是从大学来的。

越是文明的社会，越是需要有一批专业学者来构造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的文化认同。而这些有智慧的知识精英形成的共同体，就是大学。

这样的大学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在柏拉图时代，就建立了大学的雏形——“学院”(Academia, Academy )。柏拉图鼓励他的学生去寻找万物背后的逻辑、数学、几何学，从这些抽象的理念、概念里探索万物的和谐秩序和规律。柏拉图的这种智慧，传到亚里士多德，传到亚历山大时期的科学，传到罗马时代的法律，一直传到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

公元五世纪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第一次大综合，把基督教由一个光是信仰的宗教，变成了一个理性的宗教，一个讲道理的宗教。基督教越来越能够讲道理，讲究严格的理论推理，于是就有了最早的大学。

西方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大学，是意大利的博罗尼亚大学。

这些大学共同的目的，就是要寻找上帝创造世界时蕴含的抽象道理。这些道理是可以推理、可以证明、可以争辩的。把道理搞清楚了，什么事情都能够朝有序化、理性化的方向发展。

所以，西方精英们从一开始就相信，社会必须有一种超越任何个人意志，超越物质外表的一种道理、一种规则、一种规律、一种秩序，它虽然抽象，却严格遵守逻辑、数学与实证的规则。这就是希腊理性思维，这就是柏拉图学院留下来的精神，这就是现代大学精神。

西方强大的奥妙

四大文明古国都是自然主义的文明，人们生存完全依靠大地和天空，依靠四季轮回，依靠自然生态的循环。

希腊文明是另外一种文明。

希腊地理条件并不优厚，因此这里的人不得不从事海外贸易和手工业，于是，一种特殊的文明就产生了。

商人们航行在单调枯燥的海上，跟农民以感性的方式直接与大地接触不一样，他们看到的除了茫茫大海，就是太阳、月亮、星空，于是他们的天文学、几何学就很发达;商人总是盘算着数字比例关系，于是数学思维很发达;航海与贸易需要发达的手工业，而手工业制品通过商业推广又更加发达，手工业的发达导致了原子论的产生，机械唯物论的产生，导致了最初的分析式的自然科学的产生。

另外，西方人除了以科学作为改变世界的有力工具外，还有一个东西用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上，这就是法律。

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是通过面子、感情、道德，还有权力。而西方人主要通过法律，通过契约，通过社会公德，通过每一个人心中把握的客观尺度来约束所有人的行为。

今天西方人强大的奥妙：科学和法律，都是从希腊哲学演变而来的。这两个东西看起来好象不一样，法律是管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律是管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的，但在西方语言中是一个东西，都叫“Law”。它们都是从柏拉图那里来的，相信万物背后有一个普遍的共性在起支配作用。这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用人的理性思维去把握。

一个民族需要仰望星空的人

这种执著追求万物背后规则，相信道理越争论越明白，把求知当作最高追求的人生态度，几乎体现在每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身上。

比如泰勒斯，他代表希腊智慧的第一个人。他本是个商人，可是他不好好经商赚钱，老去探索一些没用事情，所以他很穷。有人就说哲学家是没用的人，赚不到钱的人。

有一天晚上泰勒斯抬头看着满天星斗，结果脚下一个坑，他掉进去了，差点摔死。这变成了一个笑话，人们嘲笑哲学家是只知道天上的事情，却不知道脚下会发生的事情的人。

正所谓，“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吃喝玩乐中间，柴米油盐酱醋茶中间，生活在世俗生活中间，但是如果只有这个的话，这个民族是不可能拥有最高的文明。近代欧洲城市里，总有一个中心是大学，它们在整个社会当中起着核心作用、灵魂作用。所以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是不可想象没有大学先立起来的。

因此，西方现代文明是城市运动和大学运动，现实操作和理想引领，两个东西的呼应才产生的。

事实也是这样，文艺复兴之前就有博罗尼亚大学，法国的崛起有巴黎大学，英国的崛起有牛津、剑桥，美国的崛起有哈佛。

十九世纪初德国要崛起的时候，就有柏林大学。当时普鲁士内阁重臣洪堡相信民族崛起的关键是民族的精神崛起，而精神崛起的最高手段就是大学。于是，他建立了柏林大学，首任校长是哲学家费希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