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际形势，特别是发达国家情况的了解，加深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紧迫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正是许多发达国家再次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时候。中国的对外交往迅速扩大和增加，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走出国门，在了解国际形势的同时，无不强烈感受到中国同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管理等方面正在拉大的差距，不能不痛心疾首于这样的现实:中国目前的状况太落后了，这些年耽误的时间太长了!在对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向进行总体分析的基础上，1977年12月，邓小平提出世界战争可以推迟，我国经济建设可以争取更多的和平时间的判断。1978年3月，邓小平又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于是，如何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成为中国领导人日益关注的问题。改革开放，加快建设步伐的思路日益明确。

1978年7月至9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许多同志提出改革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的建议。李先念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的伟大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我们应该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建设。9月下旬，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又提出，经济工作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是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把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的开放政策上来。

当“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刚被冲破时，对我国发展的紧迫性和经济、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有着很深感受的邓小平，先是在最高领导层内大声疾呼:社会主义就是要加快发展生产力，要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大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随后，又到部分省市，与地方领导谈他思虑已久的想法，促成解放思想的浩大声势。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三省视察，行程数千里，走一路讲一路，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处点火。他反复强调，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说:“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他呼吁: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生活好一些。他还提出，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要适时地结束，转入正常工作，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意见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本来是要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的既定议程没有提到已经展开的真理标准讨论和党内外普遍关心的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平反冤假错案等问题。对此，许多希望首先解决思想路线是非和重大历史是非的同志很不满意。陈云率先提出系统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引起大多数与会者的强烈反响，从而改变了会议议程。在与会者的强烈要求下，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终于作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错案平反的决定，解决了一批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接着，会议对真理标准问题上出现的意见分歧进行讨论。经过思想交锋，会议要求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呼声更为强烈。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还提出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这篇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它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