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

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诗曰：‘天之方蹶，无然泄泄。’泄泄，犹沓沓也。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

孟子曰：“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

译文

孟子说：“即使有离娄那样敏锐的视力，有公输班那样精巧的手艺，如果不使用圆规和曲尺，也画不出方形和圆形。即使有师旷那样的听力，如果不根据六律，也不能校正五音。即使有尧舜所遵循的道路，如果不施行爱民的政策，也不能把天下治理好。

现在有些国君虽有仁爱之心、仁爱之誉，但百姓却未能受到恩惠，未能被后世效法，就是因为不实行先王的道路的缘故。所以说，仅有善心不足以用来治理国政，仅有法度不能使之自行实施。《诗经》上说：‘无过失也无遗忘，一切都按旧规章。’遵守先王的法度竟然会犯错误，这是没有的事。

圣人既已竭尽了视力，再加以圆规、曲尺、水准、墨线，画方、圆、平、直是用不胜用的;既已竭尽了听力，再加以六律以校正五音，也是用不胜用的;既已竭尽了心思，再加以怜悯百姓的政策，因此就可以使仁爱覆盖天下。所以说，站得高必然是因为站在丘陵上的缘故，站得低必然是因为站在河流旁的缘故;治理国政如果不依照先王之道，怎能说得上有智慧呢?所以惟有爱民者适宜处在领导地位。不爱民而处在领导地位，就等于把他的恶行散播给大众。

在上者没有道路可以用来估量，在下者就没有法则可以遵守;朝廷之士不相信道路，下面的百工就不相信计量标准;君子的行为方式要约束使合规范，小人的行为方式要约束使合典范榜样，国家能生存下去，就可以说是幸运的了。所以说，城郭不完备，武器不充足，并不是国家的灾害;土地没有开垦，财物没有积聚，也不是国家的祸害;在上者没有社会行为规范，在下者就没有可学的，坏人横行，国家的灭亡就指日可待了。

《诗经》上说：‘上天将要动乱时，不要轻慢懈怠。’所谓泄泄，就是拖沓疲沓的意思。侍奉国君没有最佳行为方式，进退之间没有社会行为规范，言论不是先王的道路，就是拖沓疲沓。所以说，用高标准责求君主就称为恭，陈述善良抵制邪恶就称为敬谨，自己的君主不能做到，自己就称为贼。”

孟子说：“圆规和曲尺，是方与圆的准则;圣人的作为，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想做国君，就要走君主的道路;想做臣子，就要走臣子的道路。这二者不过是效法尧、舜罢了。不以舜之所以侍奉尧的作为来侍奉君主，就是不尊敬自己的国君;不以尧之所以治理民众的作为来治理百姓，就是残害自己的百姓。孔子说：‘治理国家的原则不外乎两种，爱民与不爱民而已。’残暴虐害老百姓太过分则自己被杀国家灭亡;不太过分，则自身危险国力削弱，这就称之为‘昏暗乱常和暴虐嗜杀’，即使有孝顺仁慈的子孙，哪怕历百世也改变不了。《诗经》上说：‘殷商可以借鉴的教训并不遥远，就是在前一代的夏朝。’说的正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