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说：“人区别于禽兽的地方只有很少一点点，一般的人丢弃了它，君子保存了他。舜明白万事万物的道理，明察人伦关系，因此能遵照仁义行事，而不是勉强地施行仁义。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孟子说：“禹厌恶美酒，却喜欢有价值的话。汤秉持中正之道，能破格提拔德才兼备的人。文王总把百姓当作受伤者一样〔，加以怜爱〕，追求仁义之道又似乎没看到希望。武王不轻慢朝廷之中的近臣，也不遗忘散在四方的远臣。周公想要兼学夏、商、周的君王，来实践禹、汤、文、武的事业;如果有不合当前情状的，便抬着头夜以继日思考;若总算想通了，便坐着等到天亮〔就马上付诸实施〕。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孟子说：“天下的人都说万物本性，只要能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便行了。弄清它的来龙去脉，是为了发挥。我们讨厌聪明，是因为聪明容易让人钻牛角尖。如果聪明人像禹疏导河道让它顺其自然一样，就不必讨厌聪明了。禹治理水患，就是让水的运行像没事一样〔，顺着它的本性流向下游，奔腾入海〕。如果聪明人也都能像没事一样〔顺着大自然的法则而行〕，那就具有大智慧了。天极高，星辰极远，只要能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以后一千年的冬至，都可以坐着推算出来。”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 “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孟子说：“君子和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居心不同。君子心里老惦记着仁，老惦记着礼。仁人爱他人，有礼的人尊敬他人。爱他人的人，别人总是爱他;尊敬他人的人，别人总是尊敬他。假如这里有个人，他对待我蛮横无礼，那君子一定反躬自问：我一定不够仁，一定不够有礼，不然，这种态度怎么会来呢?反躬自问后仍然觉得，我实在仁，实在有礼，那人的蛮横无礼还是原样，君子一定又反躬自问：我一定不够忠心。反躬自问后仍然觉得，我实在忠心耿耿，那人的蛮横无礼还是原样，君子就会说：‘这不过是个妄人罢了，这样不讲理，那和禽兽有什么区别呢?对于禽兽又有什么好责备的呢?’

“所以君子有长期的忧患，却没有突发的忧患。但是，下面这样的忧虑是有的：舜是人，我也是人。舜为天下人所效法，能流芳百世，我却仍然不免是个普通人。这个才是值得忧虑的事。有了忧虑怎么办呢?尽力向舜学习罢了。至于君子的别的忧患，可是没有的。不是仁义的事不干，不合礼节的事不做。即使有突发的忧患，君子也不以为痛苦了。”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曰：“无寓人于我室，毁伤其薪木。”寇退，则曰：“修我墙屋，我将反。” 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则先去以为民望;寇退，则反，殆于不可。”沈犹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犹有负刍之祸，从先生者七十人，未有与焉。”子思居于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去，君谁与守?”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曾子住在武城时，越国军队来侵犯。有人便说：“敌寇要来了，何不离开这里呢?”曾子说：“〔好吧，但是〕不要让别人借住在我这里，破坏那些树木。”敌寇退了，曾子便说：“把我的墙屋修理修理吧，我要回来了。”

敌寇退了，曾子也回来了。他旁边的人说：“武城军民对您是这样地忠诚恭敬，敌人来了，便早早地走开，给百姓做了个坏榜样;敌寇退了，马上回来，这恐怕不可以吧?”沈犹行说：“这个不是你们所晓得的。从前先生住在我那里，有个名叫负刍的来捣乱，跟随先生的七十个人也都早早地走开了。”子思住在卫国，齐国军队来侵犯。有人说：“敌人来了，何不走开呢?”子思说：“如果连我都走开了，君主和谁来守城呢?”孟子说：“曾子、子思其实殊途同归。曾子是老师，是前辈;子思是臣子，是小官。曾子、子思如果互换位置，他们也会像对方那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