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过去的40余年里，中国经济长时期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1979年中国GDP占全球GDP的1%。2019年中国GDP超过全球GDP的16%,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这个成绩是怎么得来的?答案就是改革开放。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国40余年发展的核心动力，而贯穿这个核心动力的一条主线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接下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给中国经济带来九大红利。

推进生财型、聚财型和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

程冠军：您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加快推进生财型、聚财型和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

黄奇帆：201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在这样的背景下，统筹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难度很大，需要我们围绕有重大潜在红利的供给侧问题，推动一批生财型、聚财型、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成效激发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的红利

程冠军：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您如何理解金融领域改革和对外开放?金融领域改革和对外开放又会为中国经济带来哪些红利?

黄奇帆：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工商产业领域引进的外资企业资产几乎等于全部工商产业资产的30%。外资企业形成的进出口总量占整个中国进出口总量的50%。但是，由于我国在金融领域的开放度不够，目前外资金融机构只占整个中国金融资产的百分之一点几。我们在三个方面的开放度有限：第一，外资不能办某些类别的金融企业，或者不能开展某些新业务，这是市场准入的门槛问题;第二，即使准入了，还有股权比例的限制;第三，即使工商注册登记了，有的营业范围还不能做。由于各类限制过多，一些外资银行的功能跟一个办事处也没有多大区别。

中央高度重视这件事。从2019年4月到现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和证监会相继出台了64 条很具体的开放性规则。其中有24条是关于市场准入的，有11条是关于股权比的，有29条是关于经营范围的。准入类方面强调在准入前给予外资同等国民待遇，股权方面可能会逐步让外资控股甚至独资设立境内金融机构，营业范围方面则放开各种各样的业务许可。这64条能到位的话，相信今后几年会有一些非常热闹的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的潮流，有可能一年带进来几十亿、几百亿美元，10年时间就有几千亿美元资本金，会带来上万亿美元的运行资金，这样就增加了金融供给侧的力量。到2030年以后，外资金融机构占中国全部金融资产的比例，从现在的百分之一点几涨到10%是完全可能的。特别应当强调的是，外资金融机构的开放不仅会带进更多的金融资本，还会带来金融企业管理的经验、金融产品开放的技术和国际金融市场运作的路径，倒逼中资金融机构在与狼共舞、与虎相伴的竞争中做强做大，更好地发展。

服务贸易领域开放的红利

程冠军：改革与开放从来都是相伴而生，40余年前的开放带动了中国的改革，同时40余年的改革也推动了开放。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是衡量开放度的晴雨表。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看，您认为，我们的服务贸易领域开放还有哪些空间和潜力?

黄奇帆：我国进出口货物贸易从1979年的200多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4.62万亿美元，顺差为3518亿美元，成就斐然。但是我们在服务贸易领域尚未充分发挥潜力，目前一般是一年750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逆差为3000亿美元。首先，服务贸易每100亿营业额，有70%左右能形成增加值;货物贸易每100亿营业额，只有25%左右能形成增加值。我国服务贸易加货物贸易一共约5万亿美元，总的顺差只有约500亿美元。但是用增加值来算的话，我们还是亏的。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服务贸易逆差加起来一共约7000亿美元。我们就占了约40%(3 000亿美元),逆差过大。其次，我们现在做的2000多亿美元的服务贸易出口，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缺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高附加值密集的品种。最后，中国的货物贸易运行过程中必然伴随的服务贸易业务，如保险、清算结算、物流，大部分被境外企业做了。因为缺少自由贸易的制度安排，这一块一直做不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推出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就是要以自贸试验区推动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流动自由、物流仓储自由、人员就业流动自由、数据流动自由等六个方面的自由。服务贸易有几十个大类，2000多个小品种，这些都跟这“六个自由”有关。自贸试验区的一大使命就是要为中国解决服务贸易的瓶颈、短板创造条件，这将给中国的服务贸易带来发展的春天。10年、15年以后，相信中国的服务贸易总额可能从现在的7500亿美元翻一番，就是1.5万亿美 元，翻一番半就是2万多亿美元。到那时候，逆差就不是扩大一倍而是缩小一半，也许就是一两千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就是约1.5万亿元，这将给中国经济带来万亿元人民币的增加值。 中国在进出口贸易上，今后10年真正的动力红利、体现高质量高效益要求的内容，就在服务贸易。

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红利

程冠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擘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 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也是城市化不断加快的过程。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问题是“瓶颈”,首要问题是户籍问题。您是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的大力倡导者，请您谈谈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

黄奇帆：20世纪80年代，农村的土地承包制改革释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到“十三五”末要实现2亿农民工就地落户城区，其中有1亿农民工在沿海城市落户，1亿农民工在内陆城市落户。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和 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改革措施，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新的人口红利。

目前中国还有近3亿农民工，由于不能落户城区，这近3亿 农民工的“工作寿命”减少一半。与我国城市职工一般60岁退休不同，农民工一般干到45岁左右，随着年龄增大，沿海城市的企业一般就不聘用了。他们本来可以干到60岁，现在只到45岁，少了15年，少了15年就等于就业工龄少1/3。同时，农民工在正常上班的时候， 一年12个月总有2个月回家探亲，这2个月相当于一年的1/6。因此，理论上农民工的“工作寿命”因为是农民工状态而不是城镇户籍状态，大体减少一半。换言之就是3亿人减少一半。所以户籍制度改革不仅是改善农民工待遇的问题、人权的问题、对农民关爱的问题，同样也是生产力问题，是人口红利的问题。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哪个城市把农民工的城市化户籍制度做好，哪个城市就能在未来10年、15年主动发力。哪怕这个城市现在有1500万人，如果里边有900万农民工，不做好这件事，让农民工今后10年不能落户，可能10年以后就有500万人被别的地区吸收了。1500万人口的超级大城市的常住人口可能就变成八九百万，变成第二等级的城市。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党中央已经提出这个问题，我们要着力落实。 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重大红利的措施，各地应该把它当作重大措施狠狠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