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避免重蹈苏联模式的覆辙，我们党提出了以苏为鉴、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方针。毛泽东同志就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作了深入思考，强调应当从我国国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标志着我们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自己新的重要认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之前经济建设主要学外国经验，现在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

为了消除政治生活中的不良倾向，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我们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然而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极少数人乘机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党的领导地位为“党天下”，要求“轮流坐庄”。这种异常现象引起党的警觉，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应该说，及时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击，是完全必要的，但由于错误估计形势，导致反右被严重扩大化。这是党的历史上的一大教训。

为了尽快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党领导人民力图把建设搞得快一点，以争取更多的主动。但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了急躁冒进倾向，不切实际地开展“三年赶英、十年超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大跃进”运动，近乎狂热地掀起“一大二公”“共产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虽然主观愿望是好的，但违背客观规律和事实，结果事与愿违、适得其反。我们党很快发现了这种错误倾向，作出了纠“左”的努力，使形势初步有所好转。但纠“左”进程被随后出现的“反右倾”斗争中断，加之严重自然灾害和苏联援助的中止，我国经济发展雪上加霜、困难重重。为了摆脱困境，我们党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并且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把全体人民的力量团结和凝聚到共同奋斗目标上来。

历史是必然和偶然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最终一定是必然的。梳理十年建设的发展脉络，看似纷繁复杂、盘根错节，实则起主要作用的是两条线索，一条是党领导人民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形成的正确理论和宝贵经验，另一条是实践中出现的错误倾向和深刻教训。从十年的情况看，正确是主要方面，成就是历史主流，错误是次要方面，挫折是历史支流，历史的发展总体上是按照前一条线索演进的。从之后的历史进程看，虽然一段时间内后一条线索暂时占据了主导，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但历史大势终究战胜错误倾向，前一条线索在遭受重大挫折后爆发出更强大的势能，为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开创崭新道路提供历史动力。

四、曲折中有发展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段无法抹去的痛苦记忆，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也是一段值得深刻反思的冷峻历史。只有深刻认识它的严重错误和造成的危害，才能真切体悟它结束时人们的喜悦心情。当1976年10月祸乱已久的“四人帮”被打倒，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兴高采烈，各地纷纷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控诉反革命集团的滔天罪行，热烈庆贺结束“文化大革命”这一伟大历史性胜利。

这场劫难的发生不是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有着复杂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从国际上看，新中国一直处于严峻的国际环境之中，帝国主义长期敌视和封锁我们，试图从内部打开缺口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加之苏联在中苏关系破裂后屡屡给中国施加压力，人民政权被外部势力颠覆的危险始终存在。从国内看，我们党是经过长期残酷战争后迅速进入社会主义的，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容易把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阶级斗争经验运用于和平建设时期，通过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法来解决面临的问题。在内外部因素的作用下，党和国家事业朝着“左”的方向越走越远，最终酿成了这场大祸。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期间，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

但也要看到，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历史时期是有区别的。这一时期，党和人民同“左”的错误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使内乱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些领域仍然取得重要进展。特别是三线建设成果引人注目，一批交通运输线、输油管线设施相继建成，国防科技、民用科技业绩显著，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我国外交工作打开新的局面，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建交高潮。到1976年年底，与中国建交的国家猛增到113个，比1969年年底增加了一倍多。

【知识通鉴】

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是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以加强国防为中心的战略大后方建设。这项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状况，使一大批当时属于顶尖的军工企业、国有企业、科研院所来到中西部，为中西部地区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间，党和国家工作有所恢复和发展，一些领域的拨乱反正已经开始，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秩序开始走上正常轨道。但要想短期内消除十年内乱的影响，并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加上受到“两个凡是”的束缚，党和国家工作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这个时候，世界经济正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历了十年灾难后的人们，急切期待党和国家迅速摆脱困境，迈开大步前进。顺应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期待，在邓小平同志亲自领导和推动下，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迅速在全党全社会展开，犹如一声惊雷打破沉闷的天空、一阵春风消融寒冬的坚冰，为新时期的到来打开了思想的闸门、提供了理论的先导。

列宁曾形象地比喻，社会主义建设犹如攀登一座崎岖险阻、未经勘探、人迹罕至的高山，根本没有什么早经试验合格的东西。在一个有着特殊国情和悠久历史的东方大国探索一条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其困难和曲折是无法想象的。我们陷入过迷茫、但更多是调整纠偏后的坚定，我们遭遇过挫折、但更多是攻破坚壁后的胜利，我们经历过徘徊、但更多是冲破束缚后的破圈，从而使社会主义中国在经受重重考验和磨砺中获得新生、不断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