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完全有理由不介入此案。他虽然是直隶总督，但是他的职责范围中并不包括外事。但是稍一犹豫之后，曾国藩还是决定接下这个任务。

曾国藩从来不是一个逃避困难的人。他对待君主，一贯以诚自命，遇事不敢推诿。

前往天津之前，他给儿子们写下了一份很长的遗嘱。

他把自己一生为人处世最重要的心得又向儿子们交代一次，那就是为人一定要做到“不忮不求”。

所谓“不忮”，就是克制自己的嫉妒心。“不求”，就是克制自己的贪求心。

对于曾国藩的到来，天津绅民欢呼雀跃。曾国藩在当时普通中国民众心目中，是一个扭转乾坤的大英雄，也是一个中国文化的坚定维护者。

到天津之前，曾国藩已经预料到了这种情况。

为了平息这种浮嚣的民气，曾国藩向天津绅士百姓声明，他此行不是为了开战而来。此文一出，引起了天津人民的极大愤慨。

紧接着，曾国藩将办事不力的三名地方官撤职，以让法国人心平气和地开始谈判。然而撤掉三个很得民心的中国官员，令曾国藩更大失天津人心。

曾国藩不是不知道这样处理会激起舆论不满。他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

第二次鸦片战争让他认识到，中国和列强在军事上特别是海上力量的巨大差距，中国也许能在某次局部战争中取胜，但是从全局和长远来看，根本没有取胜之道。

今天为了发泄民族情绪打一场仗固然不难，但是一旦失败，后果不堪设想。中国和西方军事实力的差距太大，避战显然是明智的选择。

至于将三名中国官员撤职，以向法方表示中国处理此案的诚意，则是基于曾国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形成的“诚信”外交观。

所以他才定下“不开兵端”的宗旨，把处理教案的核心，放到了查明“挖眼剜心”到底有无其事上。

如果果然如天津百姓所说，教堂雇人迷拐中国儿童，“挖眼剜心”用来做药，那么此案就是洋人理亏，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全世界公布他们的野蛮行径，他们也自然难以提出非理要求。

如果这些都是子虚乌有，那么显然是中方理亏，只能认错赔钱，老老实实处理罪犯。

曾国藩在办理天津教案以前，处理过扬州教案，那次经历让他明白，所谓洋人挖眼剖心应该并无其事。但是慈禧太后和朝中一些大臣却对谣言半信半疑。

因此曾国藩决定由此入手，拿出有说服力的调查结果，用有力证据来说话。这样才能说服中国各个阶层，接受教案的处理结果。

经过调查取证后，曾国藩发现并无挖眼剖心的事情发生，于是他向朝廷力辩此时的虚妄不实。

接下来，曾国藩又开始详细分析天津教案的原因。

首先他根据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意见，为西方人做了一些辩解。认为英国法国是西方著名大国，天主教是劝人为善的，不会做杀死孩子，割心挖眼这样的事。

西洋人致力慈善事业，为此花了很多钱，却得到这样的骂名，所以他们愤愤不平，也是可以理解的。

为洋人说完话，曾国藩又为中国百姓说几句。他认为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强烈反感，也不是空穴来风。

百姓们对终年神秘莫测的教堂并不了解，加上平时经常听到挖眼剜心的传言，已经非常怀疑愤怒，直到法国领事丰大业对中国人开枪，才终于激起事变。

曾国藩精心撰写这道奏折，有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希望他的这次调查，可以终止挖眼剜心的传闻继续流传，以免再激起新的教案。

应该说，曾国藩的奏折有理有据地说明了历来传说的不实，既替外国人说了话，也为中国人说了话。如果这封奏折得到广泛传播，无疑会起到促进中外双方和解的作用。

然而，内阁在发抄这封奏折时，居然将为中国人说话的的关键内容删掉了。这样一来，这道奏折就只剩下曾国藩专为洋人说话的部分了。

曾国藩一下子成为人民公敌。想不到被人们寄予了无限期望的曾大人，竟然是这样一个卖国贼!

朝廷这样做，可以把曾国藩贴上卖国软弱的标贴，将民众对朝廷的仇恨转移到曾国藩身上：是曾国藩软弱，而不是朝廷软弱。

这样就可以不失民心。朝廷仍然是正确的，只是他曾国藩没有办好。

曾国藩投入巨大精力，调查挖眼剜心一事，结果却受到舆论如此猛烈攻击。在抓捕“凶犯”方面，曾国藩进展也不顺利，多次受到朝廷批评。

天津教案中共有20名外国人被杀，中国司法习惯是以命抵命。尽管曾国藩想尽办法，还是只抓获了十余人，而且在严刑之下，均坚不吐供。

法国人于是加大战争威胁。重压之下，曾国藩旧病复发。

他希望朝廷命李鸿章带兵来天津，一方面可以武力震慑法方，表明中方的备战决心，另一方面，有着丰富外交经验的李鸿章还可以做曾国藩的助手，直接帮助他处理此事，了此一段残局。

对曾国藩已经非常不满的慈禧太后下旨，令曾国藩调补两江总督，而以李鸿章补授直隶总督。

机遇对于李鸿章似乎格外垂青。

上一次通过“剿”捻，他已经接替了老师的军事权威。这一次接手处理天津教案，他将可能在外交舞台上取得核心位置。

李鸿章在曾国藩已有的成果之上继续收尾此案。

曾国藩已经替他完成了最艰难的“缉凶”任务，并且定了二十人死刑。至于其他问题，都很容易处理。

关于赔偿问题，清政府和各国并未有多大争议。由此可见，李鸿章处理曾国藩的各项未了之事，主要不过是坐享其成罢了。

天津教案之后三十年，发生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和天津教案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

虽然天津教案中曾国藩全力辟谣，但挖眼剜心的谣言仍然在义和团运动中起了巨大的动员作用。

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全力避免战争，然而在他死后40年这种战争却成为现实。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