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顿吏治，从自己做起

从1860年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到1872年他在两江总督任上去世。

他一生三次总督两江，时间累计长达八年。这是他担任的时间最长、任务最重的一个地方职务。

曾国藩从政和治军的初衷是济世人于水火，解生民于倒悬。而两江地区的百姓确实经受了太多痛苦，受的是夹板罪。

在太平军到来之前，百姓受的是清王朝官吏的百般鱼肉和沉重剥削。

太平军来了，追随太平军的百姓很快发现，他们的日子并没有好转。清王朝的地方治理已经一塌糊涂，太平天国的治理能力又远低于清王朝。

早在京官时代，曾国藩就认为当时天下一切弊端根子都在吏治，要挽救国家危局，就必须从吏治入手。

升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第一次出行时特别致信水师将领杨载福、彭玉麟，要求他们不要搞迎送仪式，可以说这是曾国藩整顿吏治的第一份宣言书。

曾国藩还遇到另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礼品。身在官场，你想从始至终片礼不沾是不可能的。

你一点儿不收，显得你不近人情，这不符合曾国藩“和光同尘”的作风，也不利于他与下属建立基本的情感联系。

实在拒绝不了时，他会从中挑一两样价值最轻的收下来。

曾国藩树立官场新风的另一个入手点，是管好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们制定了一份工作准则。

第一条要求身边的门子，也就是守门人等工作人员不要欺凌地方官员。第二条是不许给亲友们安排工作。

曾国藩整顿吏治，最核心的举措是挑战“陋规”问题。“陋规”大致相当于“灰色收入”。

陋规盛行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官员集体腐败，第二个后果是百姓负担过重。

曾国藩上任后，开始减负改革，裁减“陋规”，首先从自己做起，裁撤总督衙门的陋规。

曾国藩在两江期间，生活非常简朴。穿衣越来越简单，在吃的方面，曾国藩更不讲究，对家人的要求也一如既往地严苛。

做清官，但不做一清到底的清官

曾国藩是一个清官，他为晚清官场带来了一阵新风。但并非所有作为都如此光明正大，无可挑剔，有一些举动，很有“潜规则”之嫌。

第一项是吃喝应酬。在官场应酬上，曾国藩并不标新立异，而是尽量从俗。

第二项是给京官的冰敬、炭敬，给出差路过本地的中央官员送的程仪之类的“灰色支出”。

还有一项不常发生的支出，叫“别敬”。只有地方官进京办事时才会发生，就是地方官离开北京时送给京官的分手礼。

除去人情往来，官场上的“潜规则”更需要大笔银子，比如报销就要不可避免地遇到“部费”问题。

曾国藩一年的合法收入，工资加养廉银不过才一万八千多两。

以上这些请客吃饭、给京官送礼以及给户部的部费钱，每年加到一起，起码得三万多两，远远超过他的合法收入。这些钱都是从哪儿来的呢?

曾国藩有一个“小金库”，盐运司送的“缉私经费”，上海海关、淮北海关等几个海关送的“公费”，就是“小金库”的金钱来源。

而其用途，则是主要供曾国藩官场应酬打点之用。

至于曾国藩的养廉银则存放在布政使衙门，主要供自己家庭开支所用。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公与私，分得很清楚。

综观曾国藩一生，他的为官风格十分独特。一方面，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清官。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

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

但另一方面，曾国藩并非清可见底，一尘不染。

如果给清官分类的话，曾国藩应该归入“非典型类清官”。也就是说，骨子里清廉刻苦，表面上和光同尘。

这是因为曾国藩的志向不是做“清官”，而是做大事。

以海瑞为代表的传统清官，他们的特点是宁折不弯，只承认字面上的规章制度，而对事实存在的潜规则绝不妥协。

然而这样一清到底的清官，只能成为官场上的公敌，无法获得别人的配合。

海瑞一清如水，必然反衬出他人的不洁。因此海瑞一生被官场排挤打击，无法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办成一些真正有益国计民生的大事。

曾国藩不想成为海瑞式的清官。他刻苦自砺，全力内圣，是为了达到外王之业。因此，他做事更重效果，而非虚名。

曾国藩从自身经验总结出，一个人特立独行，必然为众所排斥。

因此，曾国藩有意取海瑞一尘不染之实，却竭力避免一清如水之名。他的选择，远比做清官更复杂更沉重。因此，他才具有大力量，才能成就大事业。

师夷长技以制夷

除了不做一般意义上的清官外，曾国藩在与洋人打交道上也区别于一般官员。

平定太平天国后，朝廷是大大松了一口气，曾国藩却没有放松下来。因为在曾国藩看来，中国还面对着一个比太平天国更危险的对手——洋人。

怎么对付洋人，老祖宗并没有留下办法。因此，一想到他们，与太平军对抗之中的曾国藩就睡不着觉。

曾国藩的国际观最初和绝大多数帝国官僚并没有什么两样，那就是天朝高高在上，外夷自应该俯首称臣。

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进程和结局让曾国藩的想法发生了根本变化。

这次战争让曾国藩深刻认识到，这些洋人不光是武器与中国历史上的那些蛮族不同，他们的行为方式体现出的文明水平也完全不同，他们有自己的独特信仰、文化系统和做事原则。

从此，曾国藩的对外观念和思路发生了巨大转变。

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开始积极主动地研究外情。除了阅读书本，他还努力接触能接触到的西洋事物。

曾国藩更感兴趣的当然是西方的军事秘密。在深入研究外情的基础上，曾国藩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路深化并升级。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曾国藩就已经开始了“师夷长技”的过程。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他认识到，不能停留在购买使用西式武器阶段，而必须学习掌握西方科学和技术。

曾国藩为官历来谨慎，但是在洋务运动上，他却不怕有越权的嫌疑，经常鼓动各省积极兴办西式工业。

三个与众不同的外交观念

第二次鸦片战争不只令曾国藩认识到了学习西方科技的重要性，也让他的外交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

通过这次战争，曾国藩形成了三个在当时相当与众不同的外交观念：

第一是对外国人要平等相待，要把外国人当人。

中国古人的狭隘观念是只有中国人是人，或者说，是“完全的人”，文明的人，其他族类，皆介于人与兽之间。

曾国藩认为要转变天朝上国君临万邦的传统观念，把国际关系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你不可能强迫一个比你强大的人给你下跪。

这在今天看起来是平常的观念，在当时却是一种石破天惊的革命性的观点。

曾国藩第二个与众不同的观念是诚信外交。所谓诚信外交，就是对外国人也要讲信用。

鸦片战争以来，清朝君臣对付外国人的手段，一直是“羁縻”，或者说糊弄。有人总结当时外交人员的办事风格不外两个字，一是怕，一是磨。

曾国藩却反对这样做，他认为在对外谈判中，应该像君子一样，首重信义。能答应的，大大方方地答应，不能答应的，坚定不移。

诚信外交的一个基本点，在于坚守条约：

第一，你力量不如对手，你越使诈，结果只是自己越倒霉。

第二，条约约束的不仅是中方，也有对方。

第三，只有通过诚信外交，才能与西方各国进行正常往来，师夷长技以制夷。

除了诚信外交外，曾国藩还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超前的观念：

在对外交往中，不要争面子，而要争里子。不要争小处，而要争大处。

对外关系应该着眼于大局，在有关国计民生的地方要拼死相争，不要在面子之类的小事上纠缠。在对外交往中，曾国藩非常注重对国家主权的维护。

而这样的外交理念，也影响了曾国藩晚年处理天津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