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人生最焦灼的四十六天

拿下安庆之后，湘军的下一个首要目标，自然就是太平天国的首都。这将是太平天国战争中最重要的一次攻坚战。

曾国藩布下了四路用兵之策，由曾国荃主攻金陵。曾国荃先回乡招募了大批士兵，扩大了自己的部队。

他仗着哥哥的权势，飞扬跋扈，好大喜功，用兵太锐，孤军深入南京城下，在雨花台扎下大营。

曾国荃突然进兵雨花台，令太平天国领导层十分惊心。正在上海作战的李秀成被调回救援，李秀成率军十余万，迅速抵达雨花台外，抓住曾国荃孤军暴露的机会，发起了猛攻。

太平军人数占绝对优势，且从上海获得了大量西式武器，装备水平比湘军先进很多。湘军不但武器落后，而且因疾病减员严重。

雨花台大战一共持续了四十六天，这四十六天，不但是曾国荃一生中最凶险的日子，也是曾国藩生命中最焦灼的四十六天。

从大势上判断，曾国藩知道这次围攻不可能持续数月。

他从人数上推算李秀成的大军每天需要吃上千石的米，如果没有船队运输，怎么可能持久?

且长江被湘军水师牢牢控制，即使从南京城内往外运，也要经过几十里路，一个月运送三万石，也是极其困难的。

然而，曾国荃能否顶住这一个多月的进攻，曾国藩没有把握。

既然无兵可调，曾国藩只好全力保障后勤供应，让曾国荃部得到充足的粮米和弹药。哪知就在这个时候，江西巡抚沈葆桢突然宣布，因本省财政紧张，停止每月供给曾国藩的四万两银。

这让曾国藩大出所料，因为沈葆桢算是曾国藩的嫡系，不想他却在此时做出了断饷之举。

曾国藩的第一反应当然是愤怒。维系湘军集团的，就是两个字——恩与义。

虽然曾国藩举荐他人，从不是为了让他们报答自己的私恩，但是也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举荐之人会成为自己的敌人。

这段时间是曾国藩一生最痛苦的时期之一。但是尽管内心愤怒纠缠，在外人看来，曾国藩却没有任何失态之处。

他在日记中写：这些天因为江西布政使有意和自己作对，心里非常愤懑。但是我细思古人办事，岂不也是我和一样，经常会遇到掣肘和拂逆。

如果怒他人之拂逆，必欲使之顺从，就会采取霸道手段，诛除异己。时间长了，就会成为不可一世的权臣，给自己带来祸患。

如果在他人的反对面前能够动心忍性，修炼自己的心性，委曲求全，而且还以没有“对立面”而忧心，这才是圣贤的用心。所以我正可以借这个不顺心的事来磨砺我的心性。

这是曾国藩在遇到困难阻碍时的一贯心态。

曾国藩一生勤求己过，最喜欢听别人的批评。越是位高权重，他越是主动听取逆耳之言，以克除自己身上的“意气”“客气”和“矜气”。

他有意识地在身边安排几个耿直高洁之人，时时给自己指出缺点。

经过反思和调整，他应对此事的态度非常理智平和，没有向外界公开他和沈葆桢的矛盾。

曾国荃那边，也终于顶过来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整整持续了四十六天。

趋吉避凶，处理好权和利

雨花台大战后，曾国荃胆气复壮。他坚持驻扎雨花台，不肯少退。但是曾国荃想尽了一切办法，攻坚战、偷城战、地道战、间谍战，皆不成功。

眼看着三年快要过去了，在这三年时间里，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江浙各地进展都非常顺利，唯有他进展寥寥。

天下的目光都聚焦到了南京，看曾国荃围城。曾国荃情绪焦躁，曾国藩写信劝慰弟弟，要他放宽心胸，不要把得失看得那样重。

青年时代的曾国藩是“人定胜天”主义者，非常推崇意志的力量，对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相当自负。

但是自从被咸丰皇帝罢黜回家后，他悟到，人力其实是很弱小的。他相信，太平天国何时能平，不是某一个人甚至某一个集团能够决定的。

在这些大事件背后，有着天时、历史、人心等诸多深层次力量在起作用，个人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因此，他所要做的只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尽自己的能力而已。

他告诫弟弟，凡做大事，大的环境因素占一半，人的力量占一半。

所能致力的就是把沟挖深，把营盘扎好，整固军心，截断城内外接济，痛“剿”前来支援的敌人。

此外，到底什么时候能拿下这座城池，我军是否会发生传染病，战场整体上的顺逆，都是上天决定的。你现在急着拿下城池，这是要左右上天的意志，是不可能的。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湘军终于挖通地道，第二天，湘军攻入南京，南京外城各门全部陷落。

曾国藩兄弟满心以为，立下如此天下第一号的大功，朝廷会立加颁赏。

不料等来的不是表扬，慈禧太后严厉指责曾国荃，没有一鼓作气捉拿太平天国首领，并追问天京财富下落。

曾国藩深知，慈禧虽然指责的是曾国荃，实际上也是为了敲打自己。

对朝廷的猜忌，曾国藩早就有心理准备。怎么趋吉避凶呢?关键是处理好权和利两个字。

他知道兄弟二人权势已达峰巅，现在最需要做的是自剪羽毛。他的应对，一是奏请曾国荃辞职返乡，另一个是主动裁撤湘军。

曾国藩大规模自裁湘军，既减轻了朝廷对他的疑虑，也解决了湘军的诸多弊端。

曾国藩依靠这条策略完成了政治上的退却，缓和了同清政府的矛盾，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化险为夷，渡过难关。

与左宗棠的恩怨情仇

不过，处理好撤军事宜，并不意味着曾国藩解决了全部危机。

在平定太平天国后不久，湘军集团就遇到了另一个危机：曾国藩和左宗棠这两个湘军领袖公开决裂。

左宗棠的一生事业，受曾国藩之提携甚力。然而在攻下南京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却迅速恶化。

左宗棠没有通报曾国藩，将天平天国幼主逃走的消息报告给了朝廷，导致慈禧太后下旨，指责曾国藩以前的奏折全不可靠，而且要严惩曾国藩的部下。

曾国藩的自尊心受到了空前打击，声誉也大大跌落。

推动左宗棠做出这个举动的，是纠缠了他一生的“科举情结”和“瑜亮情结”。虽然一生多次得到曾国藩的帮助，但是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评价却一直不高。

曾国藩中进士，点翰林，很快做到侍郎。左宗棠才华横溢，却进身无门，只好充当幕僚。

所以左宗棠在看待曾国藩时，不断地放大曾国藩身上的缺点和毛病，来验证自己的“科举无用论”，为自己寻找一个心理平衡。

除了“科举情结”外，左宗棠内心还深藏着“瑜亮情结”。

每每提起曾国藩，他心中总会涌起一股难言的怨气。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曾国藩在舞台当中占据了本来应该属于他的“主角”位置。

左宗棠如此对待曾国藩，可谓恩将仇报。

但是失和之后，曾国藩从来没有公开说过左宗棠一句坏话，私下里也不怎么对人谈论他与左宗棠的是非短长，真的做到了“相忘于江湖”。

然而，左宗棠却没有停止对曾国藩的评论。许多笔记资料都记载，曾左失和之后，左宗棠每见一人，都要大骂曾国藩。

面对左宗棠的不断攻击，曾国藩采取了如下对策：

一是要求自己的亲朋好友及家人不要回击左宗棠，避免火上浇油，反而鼓励他们尽量与左宗棠搞好关系。二是对左宗棠的攻击不闻不问，不予回答。

同治五年，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受命镇压西捻军。

曾国藩辖下的江苏乃西征军重要的饷源地，左宗棠担心曾国藩不实心实意支持他，破坏他成就大功。

然而不久他就发现自己判断错了，曾国藩分内的那份军饷不但足额而且及时。除此之外，曾国藩又将最得意的部下刘松山交给左宗棠使用。

曾左晚年这最后一次交集，确实感动了左宗棠，左宗棠第一次对曾国藩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敬重和钦佩。

因此曾国藩去世后，身在西北前线的左宗棠派人千里迢迢送来一副挽联，终于承认自己不如曾国藩。

对曾左一生的恩恩怨怨，人们评价议论得很多。

在郭嵩焘看来，曾国藩喜欢听好话，也能听坏话。做事能决断有霸气，但都是凭情理。用人处事，从大的格局到小的细节，都值得学习。

表面上看很疏朗大气，其实思维极缜密。说话表面上听起来不着边际，实际上办事极精细。

曾国藩是圣贤，而左宗棠仅止于豪杰，这就是二人的根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