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功遭排挤

湖南首胜，湘军士气大振。经过一番休整，曾国藩率水陆大军从长沙再次出发，攻向湖北，并收复了两湖最大的城市武汉，迅速扭转了全国战局。

咸丰皇帝非常高兴，任命收复湖北的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

然而，却有大臣说曾国藩只是一个在家守孝的退休官员，如同一介平民，在老家一声呼唤，就能聚集起这么多人跟他打仗卖命，并且所向无敌，这恐怕非国家之福。

祁寯藻、彭蕴章等大臣纷纷排挤曾国藩，在皇帝面前给曾国藩小鞋穿，咸丰帝听信谗言，起了提防之心，收回了对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的任命。

曾国藩没有地方实权，既没有提拔下属的权力，又很难左右地方官的命运，所以不免为地方官所轻视，调度不灵。

湘军不是正规军，政治地位远不如绿营，虽然能打仗，仍处处受到歧视。曾国藩招兵、选将、购置武器，地方官往往不予配合。

他很痛苦，对朝廷的血诚换来皇帝对他的猜忌和不信任，更关键的是，咸丰皇帝的乱指挥，更是打乱了曾国藩的整体计划。

整体计划被打乱

咸丰皇帝是一个没有战略眼光的人，只会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咸丰皇帝的注意力只局限于东南一隅，认为战争的关键就是拿下南京。这个战略叫“先伐根本，再剪枝叶”。

所以咸丰皇帝起用大臣琦善、向荣，分别在南京北面和南面建立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希望南北夹攻拿下南京，不惜举全国之力，

实际上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计划。南京地势险要，城墙坚厚，太平军又严密设防，根本不可能就靠两座大营万余官兵迅速攻破坚城。所以大营统帅琦善和向荣等只能消极进攻，积极堵御。

咸丰皇帝不断痛骂琦善和向荣，催促进攻，他对曾国藩也是这样，要求其快点儿杀向南京，和江南江北大营合力，把南京拿下来。

在他看来，曾国藩几个月就能攻到南京边上，和国家正规军会合。

然而曾国藩并不这样想。

曾国藩在军事上的最大长处，在于他有出色的战略头脑，善于对战略环境做系统、全面的分析，从大处落墨，进行整体的战略谋划。

他总揽全局，认为太平天国通过掌握长江中下游的几座重要城市，掌握了长江这条军事运输线，将控制区变成了一个有生命力的整体，因此难以平定。

相对这个蔓延在长江中下游的整体来说，南京并不是最重要的点。

咸丰皇帝的军事原则是直指根本，再伐枝叶。曾国藩的想法恰好相反，是先剪枝叶，再伐根本。

曾国藩从全局出发，根据地理形势，认为必须沿长江从上到下拿下几个重要节点，最后再解决南京。

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极为高明的战略，清王朝正是在这个战略指导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也正是因此曾国藩才那么重视湖北巡抚这一职务。

但是咸丰皇帝根本不理曾国藩的这个大计划，强硬地命令他迅速东下。这下就打乱了曾国藩的计划，也导致他陷入困境。

江西困境

咸丰四年九月上旬，曾国藩奉咸丰皇帝的命令，率师直向江西重镇九江推进。

曾国藩虽然在半壁山取得了田家镇战役的胜利，却在直取九江的过程中，在湖口被太平军袭击，遭遇惨败。

曾国藩的座船被太平军俘获，自己也差点成了太平军的俘虏。曾国藩一生中第二次投水自杀，幸被救起。

太平军则重新控制了长江水道，发动反攻再次攻克武汉。

这时，曾国藩更加确信迅速东下是错误的，因为军队经济尚未恢复，后方也不巩固。然而咸丰皇帝仍命令曾国藩迅速攻克九江，然后合军东下，直捣金陵。

湖口之败后，湘军元气大伤，手下大将塔齐布、萧捷三相继病死战死。

就在这个时候，湖北巡抚胡林翼又给曾国藩来信，要求曾国藩把湘军集团的得力干将罗泽南派到湖北，帮助他收复武汉。

这给曾国藩出了个难题：不派出罗泽南，武汉确实一时难以拿下来;派出罗泽南，曾国藩则安危难保。

一番犹豫之后，曾国藩同意派出罗泽南军，并且还抽调了其他部队增强其实力。因为从当时天下大局看，武汉确实更为重要，自己的安危则为次之。

由此可见，曾国藩在关键时刻之顾全大局的胸怀，实为普通人之所不及。曾国藩关键时刻的自我牺牲，是曾胡一生交往中的一个关键点。

罗泽南一走，曾国藩便在江西陷入困境，时刻面临被杀的危险，直到兄弟们的援军到来才解除了生命危险。

反思自我，脱胎换骨

这一时期，曾国藩不仅陷入军事上的危局，政治上也陷入重重泥沼之中。

曾国藩没有实权，虽然屡获大胜，湘军与清王朝体制上的矛盾仍然没有理顺，曾国藩的处境仍然十分艰难。

湘军在江西的经历，又重复了之前在湖南长沙的经历，湘军在江西受阻，曾国藩也处处碰壁。

在中央，以彭蕴章、祁寯藻为首，在地方，以和春和何桂清为首，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反湘军集团，影响着咸丰的决策。

太平天国内乱后，咸丰帝以为依靠嫡系部队江南江北大营就能战胜太平军，因此更加不重视曾国藩。

期间，曾国藩父亲去世，曾国藩回家奔丧后，向咸丰帝摊牌，要求给他实权，否则就在家守孝。短视的咸丰帝顺势，批准了曾国藩在家守制的奏请。

这一年，曾国藩47岁，陷入了人生中的最低谷。

被解除兵权后，他的那些宿敌一个个喜形于色，大骂曾国藩是假道学、假忠义。蛰居老家的曾国藩有口难辩，卧病在床。

更让曾国藩痛苦的是，此际正当太平军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曾国藩要眼睁睁地看着建立功勋的良机溜走了。

他这回有点挺不住了，举动大异常态，整日生闷气，动不动就骂人。在极端痛苦中，他拿起了朋友向他推荐的老庄著作，静下心来反思过往。

曾国藩反思到，自己在官场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不光是皇帝小心眼，大臣多私心，自己的个性、脾气、气质、风格上的诸多缺陷，也是重要原因。

回想自己以前为人处世，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因此高己卑人，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

面对官场同僚，他确实常以圣贤自命，觉得别人都是小人。

曾国藩在家中致信各位好友，请大家给他多提意见，帮自己总结经验教训。

曾国藩阅读好友来信，反复回忆既往，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自身的致命弱点：太自傲、太急切、一味蛮干、一味刚强。

曾国藩终于认识到，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

所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

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麻木、圆滑、机诈，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需手段。

只有必要时和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只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达到胜利的彼岸。

被解除兵权，当然是人生大祸。然而祸是福之基，在灾祸中不能自暴自弃，应该置之死地而后生。

他认识到自己为人处世的四大缺点：

偏激，好名，也就是过于重视获得好名声;

喜欢公开批评谈论别人的过恶;

做事有始无终;

待人接物过于怠慢。

那么怎么做呢?也是四条：

做事平心静气，更多地考虑他人的心理，站在他人角度立场想问题;

更多地揄扬他人，表扬他人的长处;

做事有始有终，越到后来越慎重;

接人待物要更诚更敬。

曾国藩在这里把家居的两年称为“大悔大悟”之年，经过一年多的乡居，曾国藩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天京内讧后，太平天国并没有如咸丰预想那样迅速崩溃。在胡林翼的多次奏请之下，咸丰帝令曾国藩重新出山，办理浙江军务。

这次出山，曾国藩的朋友们惊讶地发现，曾国藩变了，变得他们几乎不认识了。

第一，他变得和气、谦虚、周到了。

启程前，曾国藩首先以非常谦恭的语气给各军将领、各地大吏每人致信一封，到了长沙后，他先拜遍大小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县衙他也亲自造访。

原来对那些无用的官样文章，他不理不睬，现在则每信必复。

此前，他对人总是持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现在，他努力包容他人，设身处地地体谅他们的难处，交往时极尽拉拢抚慰之能事

第二，他对皇帝，不再那么直言不讳，而是学会了打太极拳，不再事事硬顶。

第三，他不再慎于保举，不但自己勇于保举，甚至鼓励部下不要有太多顾虑而放手保举。

就这样，曾国藩完成了自己的“中年变法”。待人接物，前后势若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