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管理的十二条军规

曾国藩1840年到北京做官，进入翰林院，1852年离开北京。在十多年里，曾国藩在仕途上的升迁非常迅速，十年七迁，连跃十级，创造了道光朝的纪录。

曾国藩在官场上本来没什么优势。既非官二代，也非富二代。他为人笨拙，不善机变，土里土气，不像别人那样八面玲珑。那么他为什么能在官场上如此春风得意呢?

第一个原因是他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

翰林官员的升迁，主要靠考试。所以翰林阶段，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学习。

立志学做圣人后，曾国藩给自己立下了十二条做人的规矩和课程的标准：

一是整齐严肃，做事专心;

二是每天早起，绝不赖床;

三是每天静坐一个小时，不要天天处于浮躁状态，被事务牵着走;

四是读书不二，不读完这本书，绝不摸下一本;

五是每天读史十页;

六是谨言，时时警惕不乱说话，每句话都要慎重;

七是养气;

八是保身，节制欲望;

九是每天记笔记;

十是每月写几首诗、几篇文章;

十一是每天练半小时的字;

十二是夜不出门，天黑了就不要出门找朋友瞎玩。

这十二条日课，很多都与翰林考试有关。曾国藩的生活也因此变得非常有规律，对考试的准备比很多人要充分。

把择友当作人生第一大事

除了考试成绩好外，曾国藩升迁迅速的第二个原因是交友广阔。

在闭塞的湖南乡下，曾国藩最大的遗憾是交不到有质量的朋友。刚入京时，他为人处世不够周到，经常得罪朋友。

而在立志学做圣人之后，曾国藩不断反省自己的缺点，与人相处越来越注意替他人着想，急公好义，特别爱助人，因此朋友越来越多，越来越受同乡的推崇，逐渐成为京湖南官员的领袖。

第三个原因是道光年间最得宠的大臣穆彰阿在背后帮他的忙。

穆彰阿虽然没什么建树，就喜欢对皇上溜须拍马，但他喜欢延揽人才。曾国藩考进士那次，穆彰阿正好是主考官，两个人算是师生之谊。

在与穆彰阿的交往中，虽然穆彰阿欣赏曾国藩，但曾国藩并没有因此就大喜过望，扑上去抱住穆彰阿的大腿不放。

看曾国藩的一生，与上级交往，是很注重分寸的，从不失态。

他和穆彰阿交往，完全保持在正常范围内，走动并不是特别勤，所以后来穆彰阿倒台，曾国藩也没有受到牵连。这是曾国藩一生的一个重要原则。

后来曾国藩在统率湘军时，在朝中又遇到过一个特别支持他的权臣肃顺。但是，曾国藩跟他也没有建立私交。当慈禧发动政变，肃顺被杀，曾国藩也没有受到牵连。

晚年，他与更重要的人物醇郡王奕的往来，他也是保持着不攀附权贵的原则。

曾国藩做事的风格是从不取巧，踏踏实实，不搞任何歪门邪道，不走捷径。事后证明他的做法是非常明智的。

曾国藩升官迅速的第四个原因，也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道光皇帝对他的欣赏。道光皇帝欣赏他的原因有三点。

第一,曾国藩性格和道光皇帝相投，比较实在、踏实，不油腔滑调。

第二，曾国藩工作认真，做官尽职尽责，从不缺勤，还经常主动加班。

第三，道光皇帝是一个非常崇尚理学的皇帝。而曾国藩潜心学术，热心公益，在皇帝心目中形象比较清新端正，这是他迅速升官的重要背景。

开罪咸丰皇帝

1849年，曾国藩升为礼部右侍郎，正式成为“副部长”，工作也更加卖力了。他雄心勃勃，想在国家大政中有所建树。但是，做了一段时间的高级官员，曾国藩就不再那么兴奋了。

他想给国家多做些实事，但是，道光晚年的政治环境，让他做不了什么事。

从外部看，鸦片战争让中华帝国臣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颠覆性的打击。从内部看，腐败严重，太平天国起义正在酝酿之中。

而大清朝的高官们却一个个在混日子。只有曾国藩特别着急，很痛恨这种污浊混沌的官场风气。

就在曾国藩做“副部长”做得不耐烦，想要回家之时，道光皇帝去世，血气方刚的咸丰登基了。

新皇帝上台后不久，就罢免了溜须拍马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同时发布上谕，欢迎大家给朝廷提意见。

曾国藩心情太激奋了，终于等来了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他奋笔疾书，写了一封《应诏陈言疏》。

指出京官的两大毛病，一是办事退缩，谁也不敢承担责任;二是琐屑，只注意小事，不关心国家发展的大方向、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地方官办事也有两个毛病，一是敷衍，二是做表面文章。

曾国藩说，必须想办法培养人才，才能应对复杂艰难的国家形势。并且提出了培养人才、转移风气的几条具体办法。

咸丰皇帝认为曾国藩的见解很正确，对他大加夸奖。

一连几件事办下来，咸丰认识到曾国藩做事特别认真负责，于是不断地给他加派新活，到后来，曾国藩一个人身兼五部，也就是兼任了除户部之外的其他几部的“副部长”。

新皇帝的欣赏和肯定，让曾国藩大受鼓舞，他又连着上了好几道奏折，全面深入地指出了大清面临的种种危机。最关键的问题，一是财政紧张，二是军队战斗力不行。

这些折子是曾国藩披肝沥胆、殚精竭虑的产物，也反映了他多年来对国家社会的深入思考。

然而，事实证明，曾国藩有点天真了。咸丰皇帝其实并没有雄才大略，实际上是个刚愎自用、做事有始无终的人。

又一次陷入痛苦当中的曾国藩，经过几个月思考，得出一个结论，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只有敲打醒这个糊涂皇帝才行。

在强烈的责任感支配下，以谨慎闻名的曾国藩上了一道奏折，直言批评皇帝的三个缺点：

一是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二是只要虚名，不求实际;三是刚愎自用，出尔反尔。并警告说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年轻气盛、自尊心特别强而又脆弱敏感的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印象马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此之后，小心眼的咸丰就不断给曾国藩小鞋穿。

但这次上书为曾国藩赢得了很高的政治声望，在湖南的知名度和威望一下子迅速提高，这对他后来组建湘军、吸收人才有很大作用。

北京，生命最艰难的时刻

得罪皇帝的同时，曾国藩还把同事们也都给得罪了。他专门爱批评大人物，官越大，他越不怕。他先后得罪了琦善、赛尚阿等朝中重臣。

这两次挑战大人物，让他的人际关系网出现巨大的破洞。曾国藩打破了“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成为官场上的异类。许多人与曾国藩拉开距离，甚至不再往来。

得罪了皇帝和权要的同时，曾国藩还得罪了普通同僚，他几乎成了京师人人唾骂的人物。

在北京的最后一段日子，曾国藩精神十分痛苦，多次表示想回老家。但是他遇到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没钱，拿不出回家的路费。

主要原因是清朝的低薪制，此外，在当时的等级社会，官员要维持区别于平民的生活，开支非常大。很多京官解决财务赤字，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靠家里补贴，另一个是营谋灰色收入。

在京官时期，曾国藩立下了“不靠做官发财”的铮铮誓言。但是，做一个清官其实是很痛苦的。曾国藩的经济压力非常大，经常借钱，一度欠债一千多两白银。

曾国藩想回家却又左右为难，直到1852年，机会终于来了，咸丰帝派他充任江西乡试正考官。去江西做主考官不仅可以缓解财政困难，更可以在乡试结束后顺理成章地回家探亲。

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离开北京，结束了十多年的京官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