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

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

曰：“姑舍是。”

曰：“伯夷、伊尹何如?”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

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曰：“然则有同与?”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曰：“敢问其所以异?”

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译文

孟子说：“听了偏颇不正的言辞就知道其有所隐蔽，听了放荡的言辞就知道其有所沉溺，听了邪恶的言辞就知道其有所偏离，听了搪塞的言辞就知道其有所困穷。这是从心里产生，而危害到政务;如果萌发于政务，就会妨害事情的办理。如果再有圣人出现，也会同意我这个见解的。”

公孙丑又问：“宰我、子贡善于言辞，冉牛、闵子、颜渊善于阐述规律的变化。孔子则都有，可他还是说：‘我对于辞令，是不擅长的。’那么先生已经是圣人了吗?”

孟子说：“唉呀，这是什么话?从前子贡向孔子问道：‘先生是圣人吗?’孔子说：‘圣人那是我做不到的，我能做到的只是学习感到满足、教人不知道疲惫罢了。’子贡说：‘学习上不厌烦，是智慧;教育上不怠倦，是仁的表现。既有爱又有智，先生就是圣人了。’那圣人，孔子都不敢自居，你这是什么话?”

公孙丑又问：“从前我听说，子夏、子游、子张都各有孔圣人的一方面的长处，冉牛、闵子、颜渊则学得很具体，请问先生您属于哪一种?”

孟子说：“暂时不谈这些吧。”

公孙丑又问：“伯夷、伊尹这两个人怎么样?”

孟子说：“他们处世之道不同。不是他认可的君主不侍奉，不是他认可的民众不使唤，世道太平就出来做官，世道昏乱便退而隐居，这是伯夷的处世态度。任何君主都侍奉，任何人民都使唤，国家能治理也上进，国家混乱亦上进，这就是伊尹。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退避就退避，能长久干就长久干，能迅速果断就迅速果断，这就是孔子。他们都是古代的圣人，我没有能做到他们那样;至于我所愿望的，则是向孔子学习。”

公孙丑又问：“伯夷、伊尹能与孔子相提并论吗?”

孟子说：“不，自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得上孔子的。”

公孙丑说：“那么，他们之间有相同的地方吗?”

孟子说：“有得。得到方圆百里的土地而统治之，他们都能使诸侯来朝见，使天下统一;要他们做一件不合道理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来得到天下，他们都不会干。这就是他们的共同之处。”

公孙丑又问：“那他们之间不同的地方呢?”

孟子说：“宰我、子贡、有若，他们的智谋足以了解圣人，他们再卑劣也不至于阿谀奉承。宰我说：‘依我来观察孔夫子，其贤能超过尧、舜很多了。’子贡说：‘见其外表就知道其政务如何，听到其音乐就知道其君施政的规律，即使从百世之后来评价这百世之中的君王，没有一个能违背孔子的主张。自有人类以来，就没有比得上孔子的人。’有若说：‘难道只有民众有高下之分吗?麒麟比于走兽，凤凰比于飞鸟，泰山比于土堆，河海比于水塘，都是同类。圣人比于民众，也是同类。但却远远地超过了他的同类，大大高出他的同类，自有人类以来，没有谁比孔子更负有盛名的了。’”